陈陆军：以侨为桥 向世界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的前夕，作为“全球华文传媒资讯中心”和“海外华文媒体旗舰”的中国新闻社迎来了70华诞。

　　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的是，在这个承载中新社人光荣与梦想、奋斗与希望的日子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中新社70年的历史贡献，精辟阐述中新社的职责使命，深切寄语对全体中新社人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给予中新社人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指引，是我们忠诚履职、尽责担当的根本遵循，是我们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的行动指南。

　　从创办之初，中新社就被赋予“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定位，这一初心使命崇高而光荣，需要我们永远铭记！

　　中新社的前身可追溯到1938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于国统区的国际新闻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孤立封锁中国，海外华侨华人报刊不便采用新中国官方媒体稿件，来自新中国的真实信息得不到有效传播。面对对外宣传的严峻形势，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特别是廖承志同志向中央建议，很有必要成立一家直接面向海外华文报刊提供稿件的通讯社。在建社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恢复国际新闻社，刘少奇同志圈阅修改社名，定名为中国新闻社，周恩来同志组织审定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邓小平同志指示调配人员，相关文件报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准。

　　1952年10月1日，中新社正式成立并开始对外广播发稿，以关心祖国或祖籍国发展的华侨华人为对象，向当时近百家海外华文报纸提供报道内容，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让海外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新社1978年恢复建制。“复办”后的中新社充分发挥涉侨和涉港澳台工作优势，用清新朴素的话语风格，向海外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让世界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中新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

　　一部中新社的发展史，既是中国探索国际传播的缩影，也是中央主要媒体发展变迁的缩影。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新社人接续奋斗，共同书写了中新社的灿烂华章。

　　70年来，中新社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在国际舆论引导的关键时刻勇于发声、善于发声，以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表达中国立场，阐明中国理念；坚持面向港澳台侨，记录港澳回归和两岸交流等历史性时刻，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坚持人才优先夯实事业发展根基，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人才队伍，留下记录历史、推动交流的佳话。

　　70年来，中新社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初创时只有47人，用口语广播记录新闻，航寄新闻稿件，骑车到电报大楼发稿，到今天形成包括境内外52个分社2000余人的全媒体采集网络，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信息发布系统，拥有文字通稿、图片、特稿、视频、网络、报刊、供版、新媒体和智库论坛等产品和平台。

　　70年来，中新社既推出了许多写进教科书、荣获中国新闻奖和世界新闻摄影奖的精品力作，也涌现出一批批获长江韬奋奖、全国先进集体和个人称号、被写进新闻史的名记者名编辑。

　　如今，中国新闻社已成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中央重点外宣媒体，中国新闻网已成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国新闻周刊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时政期刊，中新社从新闻战线的奇兵成长壮大为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方面军、侨务外宣的主力军，成为全球华人资讯服务平台和世界华文媒体的领军者。

　　知史明智，鉴往知来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党的领导，牢记职责使命，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中新社70年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中新社的发展史就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外宣战略、和平统一大业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的历史。中新社始终牢记职责使命，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许多重大报道和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作用，确立了在中外新闻界的独特地位。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为侨服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70年来，中新社发挥沟通世界的桥梁作用，以文凝心、以文化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新社始终以侨为桥、以新闻为媒，展形象、交朋友、聚人心，成为团结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国际友人的桥梁纽带，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守正创新，开拓奋进，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创社之初的广播、电讯、专稿、电影、图片，到新世纪前后创办中国新闻网、海外供版平台、中国新闻周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再到进入新时代，大力开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国是直通车、中新经纬融媒体，推出“东西问”国际传播新品牌。可以说，中新社的业务版图是在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坚守正道的前提下“闯出来”“试出来”的，守正创新是中新社事业发展与时俱进的动力源泉。

　　回望70年，我们愈加体会到，坚持中新风格，以特色兴社，是中新社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招。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新社非常注重遵循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以新闻立社、以特色兴社，逐渐形成了“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的中新风格。这一风格既由创社之初的特殊使命和老一辈中新社人来自五洲四洋的基因决定，也由中新社70年发展过程中的新闻实践探索铸就。中新风格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中新社对外传播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中新社的优势所在、价值所在，是中新社人需要永远呵护、传承赓续的熊熊薪火。

　　承前启后，砺行致远

　　站在中国新闻社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特色，在创新国际话语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提高传播能力，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方向。新征程上，中新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和“政治家办报”的要求，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全力推动新时代中新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履行传播使命，构建创新格局。新征程上，中新社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开拓奋进，坚持陈情和说理相结合，在新闻资讯传播、文明交流互鉴、人脉资源汇聚等方面协同发力，在内容生产、传播手段、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探索媒体与智库之间的有机融合，汇聚更多资源力量，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三是强化舆论引导，广泛凝聚人心。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紧紧围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这个根本任务，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广泛开展新闻宣传和人文交流，多做澄清谬误、解疑释惑的报道，客观、真实、立体、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旗帜鲜明地批驳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有效引导海外舆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广交深交世界各地朋友，增进彼此了解互信，不断壮大海外知华友华“朋友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和力量。

　　四是突出中新特色，提升宣传效果。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突出“侨”的特色，做好“侨”的文章，用富有亲和力的报道，书写“侨”的故事，依托网络新媒体平台反映“侨”的问题，解决“侨”的困难，集聚华文媒体力量支持侨胞维护自身权益，发出“侨”的呼声。要有效整合海外华文媒体优势和资源，加快“海外华文媒体旗舰”建设，打造“全球华文资讯传播共同体”，聚合引领海外华文媒体，拓展多渠道、多语种对外传播阵地，探索多元化国际合作传播新模式。要发扬“中新风格”，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阐释中国立场，展示中国形象。

　　五是紧盯变革趋势，筑牢人才根基。新征程上，中新社要牢牢把握全媒体变革新趋势和现代化媒体管理新要求，继续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媒体管理向精细转变，努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新型一流传媒，以“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挂牌为契机，推动中新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为方向，以培养全媒型、专家型新闻人才为目标，以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要求，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新时代新征程鼓角铮铮，新形势新任务催人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胸怀毫不动摇的正气、昂扬奋发的朝气、革故鼎新的锐气、迎难而上的勇气，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寻求“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努力续写中国新闻社新辉煌。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传媒》杂志官方微信 作者陈陆军 系中国新闻社党委书记、社长)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