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治疗调理 中医也有良方******

　　抗疫三年来，广州中医药力量在疫情防控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如何继续用好中医药为疫情防控服务，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救治？老人、小孩等感染者、康复者如何居家治疗、调理康复？昨日下午，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冠病毒防治中医药专家访谈会上，市卫健委中医处和广州三家三甲医院中医药专家解答了一系列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他们为您答疑解惑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处处长钟首斌

　　●广东省名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林丽珠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室主任刘敏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临床救治组专家、广东省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郭建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专家、广东省中医院儿科主任杨京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副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于林

　　●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广东)队员、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陈楚云

　　关键词·中医药救治

　　中医药全方位、全链条

　　深度融入疫情防控救治

　　问：新冠疫情防控三年来，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钟首斌：三年来面对新冠病毒感染，广州的疫情防控工作从机制上保障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药并用，从预防、治疗到康复，都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中医药全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入疫情防控救治中。

　　按照国家和省中医药主管部门的要求，广州建立起疫情防控救治中西医协作工作机制，形成了“第一时间应用中医药救治方案，第一时间中医药专家介入，第一时间用上中医药治疗”的工作模式。同时，在市八医院等定点医院深化中西医全程协作，中西医专家联合制定治疗方案、联合开展救治、联合查房和病例讨论。

　　治疗上坚持中西医结合。推广咽部经络疏通操、中医五音疗法、药膳等多种具有中医特色的非药物治疗，确保中医药“早期使用，全程参与”。

　　预防上发挥中医“未病先防”优势，推出“粤抗1号”“粤抗2号”中药预防方，推广八段锦、易筋经等中医传统健身功法，让中医药提早介入。

　　康复上注重中医调养。支持各医疗机构开设新冠感染康复门诊，为患者制定“一人一证一法”的精准化康复方案，提供中药、饮食、运动等中医指导。

　　问：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后，广州在中医药防治方面具体有哪些举措？

　　钟首斌：1月8日，国家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近日，国家先后发布第10版诊疗方案等几份重要文件，都特别强调要注重发挥中医药在临床救治中的独特作用。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接下来广州将重点加强3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各级中医医院救治能力建设。广州要求各中医院尽可能扩容发热门诊，加强急诊科、ICU、呼吸科、感染科等重点科室建设，加强重症危重症中医药救治。

　　二是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培训和指导。

　　三是加强中药资源储备。

　　问：目前在新冠疫情防控救治方面，哪些中药材用量较大？

　　林丽珠：三年以来，岭南地区老百姓对中医药的信赖充分体现出来了。2022年12月30日，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全省对症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目录，总共74种，我们医院有15种进入目录。近两个月，医院开出的中药处方可能是平时的20倍，超10万人次寻求中医药帮助防治。在中药饮片中，有大家熟知的小柴胡汤、桑菊饮、止嗽散等。大家还会常用一些清肺祛湿、健脾药物，如五指毛桃（南芪），这些药的用量也有上升趋势。

　　关键词·“阳康”后的调理

　　“阳康”的广东人要注意

　　上穿羽绒下穿拖鞋不可取

　　问：“阳过”后多久，身体才算真正康复，有没有标准？

　　刘敏：一般来说一个星期左右或者多一点，很多人都会转阴，就算是“阳康”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相对恢复的状态。很多病人转阴以后一周甚至两周会觉得非常疲倦，咳嗽、咳痰，或者嗅觉、味觉减退、容易出汗、睡眠不好等，所以一般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甚至更长时间，身体才能逐渐恢复。

　　问：目前广州将迎来新一波降温，春节也即将到来，对于“阳过”正在恢复的人群，“衣食住行”各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刘敏：一定要注意保暖。广东地区很多人喜欢穿拖鞋，我前两天在街上还碰到有人上身穿着羽绒衣，下身光脚穿着拖鞋，这非常不好，因为“寒从脚起”！有些女孩冬天还喜欢穿露脐装、露膝裤，这就更不好。这个时节穿衣服一定要注意保暖，以免抵抗力下降，容易导致病情加剧，或者二次感染。

　　吃东西不要太油腻，不要吃生冷食物和冷饮。建议刚“阳过”的人少吃水果或加热后再吃，像橙子就可以蒸着吃。还要避免吃辛辣煎炸食物，饮食尽量清淡而富有营养。

　　住处应干净整洁通风；作息方面，早睡早起，不要熬夜，适当活动；开车上下班的，注意启动车辆后先把车窗打开通风，保证车内空气新鲜。

　　关键词·高龄患者

　　重视“扶正” 帮助重症患者渡过难关

　　问：目前临床上重症患者收治情况如何？怎样帮助感染者阻断病情进展？

　　郭建文：目前从省中医院临床看，新冠感染住院患者确实以80岁以上老人为主，其中不少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病，也有人同时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这些人群感染后比较容易转为重症。

　　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使这类患者得到了较好治疗。按照最新诊疗方案，西医治疗方面，我们给予俯卧位改善呼吸、氧疗等生命支持；中医方面，通过宣肺化湿、清热解毒、通腑、扶正，来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免疫力。关于“扶正”，我们有个很好的方法——医院营养食堂使用30克人参+2-3克陈皮煲瘦肉水提供给患者，起到很好的扶正作用，帮助患者熬过最艰难的3-5天，平稳过渡后，机体免疫力恢复了，核酸也转阴了，绝大多数重症患者通过中西医结合疗法顺利脱机拔管，恢复正常血氧指标。

　　问：广州在入境感染者中检测出XBB病毒株，春节期间人员流动量也增大，市民尤其是特殊人群如何预防感染或二次感染？

　　郭建文：首先，目前广州流行的毒株是BA5.2 、BF7亚分支，与XBB毒株有交叉免疫保护。第一次感染后半年内保护性抗体滴度比较高，只要不是机体免疫力特别弱，半年内再次感染的机会不大。

　　其次，春节期间，儿女都希望去看看家里长辈，建议家里有特殊高危人群的，尽量减少外出和拜年串门的机会，避免交叉感染，表示关心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关键词·孩子的照顾

　　孩子“阳康”后如何恢复运动？ 不妨从做家务开始

　　问：很多孩子感染后烧得很高，但好得也快，如何观察孩子是不是真的康复了？康复期要注意什么？

　　杨京华：按中医的说法，儿童是稚阴稚阳之体，发病容易，传变迅速，但是同时又是纯阳之体，发病以后康复得也快。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在孩子“阳康”以后，还是要密切观察孩子的身体状况。孩子“阳康”以后，如果活泼好动、精神饱满，说明问题就不大了。第二，要特别关注孩子的消化状况。有一个简单的方法，10秒钟就可以判断：早上起来闻一闻孩子的口气，看看孩子的舌苔厚不厚，每天大便是不是正常等。

　　问：“阳康”后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恢复运动？

　　杨京华：核酸转阴一周后，大部分孩子的身体状态就基本恢复正常了。只要是孩子本身没有明显基础疾病的，感染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的，转阴一周以后就可以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循序渐进地恢复运动。

　　什么是低强度运动？譬如马上就要过年了，建议“阳康”的中小学生做一些家务，或者出门散步走走、陪妈妈去买买菜，这些属于低强度的活动；逐渐适应之后就可以从事慢跑、踩单车、跳绳等活动，通常在学校的运动，都是低中等强度的；而高强度的竞技性、力量型、对抗类运动项目则要放在最后。

　　关键词·心理调节

　　“阳康”后情绪有点消极？可以试试中医疗法

　　问：有些人“阳康”后情绪变得有点消极，失去了工作热情，或者对很多以往热衷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了。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做一些心理干预，去调整一下状态？

　　于林：这个问题要根据症状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而定。如果情绪低落不明显，时间比较短，可以通过多休息、适量运动、听音乐等方式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出现抑郁的核心症状：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就要高度重视。情绪低落表现为经常诉说自己不开心，心情不好，终日愁眉苦脸、忧心忡忡、郁郁寡欢。程度轻的心里有压抑感，高兴不起来，程度重的会有痛不欲生感，度日如年，常说活得没意思。兴趣减退表现为对以前喜欢的活动或事务兴趣下降，或缺乏兴趣，如文娱活动、体育运动、业余爱好等。快感缺失表现为患者丧失了体验快乐的能力，不能从平日从事的活动中获得乐趣。即使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或工作，也是为了消磨时间。当上述症状超过2周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建议去医院的睡眠心理科或专科医院就诊，接受系统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问：冬季本来就是抑郁高发季节，新冠疫情下不少人也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如果自感有抑郁情绪，有什么方法可以排解？

　　于林：首先要有良好而充足的睡眠。其次，坚持适当运动锻炼。需要注意的是，运动需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一定要从轻缓的项目开始，如八段锦、五禽戏、瑜伽、散步、快走、慢跑等；时间也宜从短到长，根据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

　　此外，还可以通过中医的穴位按摩、足浴、五行音乐等手段排解。更重要的是，经过上述方法，症状没有改善，甚至还有加重的话，还是要去睡眠心理科或专科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关键词·传统疗法

　　“阳康”后咳嗽乏力 传统疗法可缓解

　　问：对“阳康”后很多人咳嗽不止、疲倦乏力等问题，中医会推荐用什么方案来调理？

　　陈楚云：“阳康”后的咳嗽，在中医辨证来说，属于外感咳嗽。通常起病急，病程相对比较短，要辨其风寒还是风热。从针灸来说，主要取天突穴、中府穴、列缺穴、合谷穴以及肺俞穴来治疗，多数是用针刺，或辨证给予刮痧、艾灸或者拔罐疗法，还可以做穴位注射，用维D果糖酸钙或者维生素B12注射定喘穴等。

　　对于疲倦乏力，中医认为是伤了肺气所致，针灸来说，会取百会、关元、肺俞、脾俞、膻中、足三里等穴位，用温针或针刺治疗，也可以在背腧穴做拔罐治疗。我们医院有一个自制脐疗药粉，可以铺在神阙灸（也就是肚脐）上来做艾灸，有强身健体的作用。

　　咳嗽不止还可以按压少商穴和孔最穴。少商穴取穴挺容易，就在拇指末端桡侧，指甲根角侧上方0.1寸，有清肺利咽，开窍醒神的作用，用手指尖掐揉少商穴，直至止咳即可。孔最穴可以治疗急症，它就在前臂掌面桡侧，当尺泽与太渊连线上，腕横纹上7寸。用拇指按压孔最穴，深按至咳嗽停止。（全媒体记者周洁莹、翁淑贤、吴婉虹）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